发表时间: 2022-07-31 09:57:32
作者: We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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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中国光伏产业开始起步,虽然起点较低、起步较晚,但发展势头十分迅猛。2021年,全国年光伏发电量达3259亿千瓦时,约占全国全年总发电量的4%;全国年新增光伏并网装机容量54.88GW,新增装机容量世界第一,全国累计光伏并网装机容量达到308GW,累计装机容量世界第一。
不仅如此,中国几乎已经在光伏全产业链上中下游都占据了绝对优势甚至垄断地位,如在产业链中上游的晶硅原料、硅片、电池片、组件四个主要环节里,中国企业占全球的产量比例分别达到了惊人的67%、98%、83%和77%,我国在多晶硅、组件、电池片、新增装机容量等领域更是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二十年弹指一挥间,我国光伏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走出了一条波澜壮阔的发展强大之路,令人叹为观止。
行业的王者
在中国光伏产业堪称壮观的产业发展史上,民营企业的异军突起功不可没,可以说为中国光伏产业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是他们的努力奠定了我国光伏产业今天巨大成功的基础。他们中有人成功,也有人失败;成功者自然如皓月当空,能彪炳产业史册;失败者却也宛如流星闪烁,亦能点亮后来者的前进之路。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不应忘怀,因为他们都是行业的(或曾经的)王者。
1、无锡尚德——第一个王者
中国光伏发展史上,无锡尚德和施正荣无疑是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那个神一般的存在;施正荣更是被冠以中国新能源教父、中国光伏行业领路人、全球环保英雄……无数光环集于一身。这一切,都要从中国光伏产业开始起步的2000-2002年说起。
2000年,怀揣40万美金回国创业的施正荣与无锡市政府合资创办无锡尚德。
2001年,无锡尚德建立的10MWp(兆瓦)太阳能光伏电池生产线获得成功。
2002年,第一条10MW太阳能光伏电池生产线正式投产,产能相当于此前四年全国太阳能光伏电池产量的总和,一举将我国与国际光伏产业的差距缩短了15年。
2004年,无锡尚德打入德国市场,产值翻了10倍,年利润近2000万美元。
2005年,无锡尚德完成企业私有化,国有股基本退出,融资4亿美元登陆纽交所,成为中国大陆登陆纽交所的民营企业。
2007年,无锡尚德实现产量360兆瓦,形成540兆瓦生产能力,销售收入超百亿元,公司市值突破百亿美元,直奔世界光伏前三;施正荣被英国《卫报》评为“能拯救地球的50人”之一。
2008年,无锡尚德的光伏组件产量达到世界第一,电池产量世界第三,其独家研制的冥王星技术将多晶硅电池的转换效率提升了3%,无锡尚德和施正荣同时达到了行业和人生巅峰,成为了行业真正的王者,这一切从开始到登顶仅仅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
然而,巅峰都是短暂的。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对全球尤其是中国光伏市场造成了重创,国外对多晶硅的需求骤然下降,国内光伏制造业市场随之破灭,无锡尚德开始从巅峰走向神坛。屋漏偏逢连夜雨,2012年起,欧美国家开始实施反倾销和反补贴法案,对中国光伏企业直接开启血洗模式,两头在外以外销为主的中国光伏产业遭遇灭顶之灾,国内几乎90%的多晶硅企业被迫停业停产,无锡尚德市值也同样在劫难逃。
2013年,无锡尚德被法院裁定破产重组。
2014年,无锡尚德从纽交所退市,一代王者就此落幕。
2、江西赛维——有点疯狂
2005年,依靠外贸创业成功的江西青年彭小峰创立了江西赛维LDK太阳能高科技有限公司,并在当年买下了全球最大太阳能多晶硅铸锭炉生产商美国GT-SOLAR价值3300万美元的多晶硅片生产设备,就此跨界进入了已经开始火热的中国光伏产业。
2006年,江西赛维销售收入达到了9.5亿元。
2007年,江西赛维登陆美国纽交所,成为2004年以来在美上市融资额最大的中国企业。
2008年,江西赛维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多晶硅生产企业,并以120亿元建设一条万吨级的硅料生产线,但致命祸根也就此埋下,扩张时有多疯狂,灭亡时就有多豪横。
2011-2012年,江西赛维和大部分光伏企业一样,在全球金融危机和欧美国家“双反”制裁的双重打击下陷入了债务泥潭不能自拔。
2015年,江西赛维资金几乎枯竭,开始进入破产重组。
2018年彭小峰被苏州警方逮捕,一代行业巨头不幸沦为阶下囚,这个疯狂的年轻人为自己的冲动付出了无比惨痛的代价。
3、隆基股份——单晶硅,我说了算
2000年,李振国创办了西安新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开始进入光伏领域。
2004年,公司改名为隆基股份,并避开当时行业主流的多晶硅技术路线,开始将业务聚焦于非主流的单晶硅产品方向,从此,隆基股份像开了挂一样,成功的几乎以一己之力扭转了行业发展的主流技术路线,颠覆了行业传统,开启了新的一代传奇。
2012年,隆基股份开始从砂浆切割技术转向金刚线切割技术,不仅速度快,机器生产率提升了3倍,而且材料简单,单片耗材低,成本下降空间大,技术创新让隆基股份走在了行业最前沿。
2014年,隆基股份自主创新拥有知识产权的金刚线切割技术产业链开始走向成熟,金刚线价格也从最初的0.4~0.5美元/米成功降到20-30美分/米,不仅每年可以为国内光伏产业节省120亿元的成本,也大大降低了国内单晶硅电池技术的成本。隆基股份的这一技术创新和替代真正做到了行业技术根本性创新和大规模产业化普及,一举奠定了中国光伏产业走向世界巅峰的基础。
2016年,隆基股份又率先在行业内推广单晶PERC电池,将单多晶电池效率差拉大到了3%,并实现了单晶度电成本优势。
2017年,国内单多晶组件开始同价,国内单晶硅太阳能电池板出货量首次超过多晶硅。
2019年,国内单晶硅片份额达到65%。
2021年,隆基股份的市值一度超过5000 亿元,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光伏企业。凭借单晶硅领域的技术突破,隆基股份一战封神,成为了真正引领行业发展的王者。
4、协鑫——全产业链一起干
2006年,协鑫开始在徐州建设第一座多晶硅厂,随后开工建设了第一条1500 吨的多晶硅产线。
2009年,协鑫开始做硅片业务。
2010年,协鑫成为了全球最大硅材料供应商。
2011年,协鑫成了全球最大的硅片供应商。随后,协鑫积极往产业链上下游扩张,入局了下游光伏电站的开发和运营,并成功进入到了电池片和组件生产领域,成为了一家几乎覆盖光伏完整产业链的企业。
2016年,协鑫成为了仅次于国电投的全球第二大光伏发电企业,第一大民营光伏发电企业。
2018年,协鑫光伏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8GW,成为了民营光伏电站巨无霸。巅峰即意味着下坡,协鑫也一样。在协鑫疯狂扩张全产业链大干快上的同时,资金、管理跟不上等企业深层次问题开始暴露,协鑫随即开始了瘦身模式。
2019年,协鑫电站便开启了卖卖卖,转瞬间便成为了国内第一大电站卖主。
2021年,协鑫累计代运维签约总装机容量合共约3吉瓦,涉及69座光伏电站,自有光伏电站总装机容量下降至约1.051GW,约为高峰时期的八分之一;全年出售光伏电站总装机容量超过2.9吉瓦,减债约人民币112亿元,企业负债率由81%下降至56%,轻资产战略转型初见成效。
5、通威股份——渔光一体,基业长青
2006年,通威正式进入光伏领域。
2008年,通威永祥多晶硅一期项目从启动到投产仅用了1年时间,刷新了千吨级多晶硅建设工期普遍需要3-4年的历史纪录。
2013年,通威收购赛维合肥工厂后2个月时间调试出第一条生产线并投产,一年后,工厂就达到满产并开始盈利。
2015年,通威股份发明了独特的“渔光一体”模式,将通威原来的养鱼业务和光伏业务协同起来,养鱼发电两不误,较好地解决了我国中东部地区土地资源稀缺、不适合建立大规模光伏发电站的问题,为解决“发电”和“用电”的矛盾提供了一种不同的解决方案。同时,积极在太阳能电池片、终端光伏电站方面的布局,并逐渐形成了覆盖硅原料生产、电池制造和电站建设运营等多个环节的业务体系。
2016年,通威股份硅料产能提升到了2万吨/年。
2020年,通威股份高纯多晶硅产能已经达到9万吨,太阳能电池产能达到了 27.5GW。
2021年,通威股份“渔光一体”类型的光伏电站达44座,累积装机规模达2127MW;同时,公司高纯晶硅年产能达18万吨,太阳能电池年产能达45GW。
2022年,通威股份市值一度逼近3000亿元,成为继隆基股份之后行业第二家达到巅峰状态的民营企业。从农业水产起家,跨界进入光伏行业,历经40年不倒而基业长青,这就是通威。
6、正泰集团——靠并购上位
2006年,正泰太阳能(正泰电器投资控股)成立,拥有大规模电池和组件生产线,规划产能300MW。
2014年,正泰太阳能收购德国知名光伏企业Conergy旗下法兰克福(奥登)的组件业务,成为东德最大的光伏组件企业。
2015年,正泰已经在韩国、意大利、日本、印度、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地建立海外地面光伏电站30多座,已经实现了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转型,采用设计、采购、施工、安装及调试运行全过程的“交钥匙”模式,在国内外实施了数十个EPC工程总包项目,大大带动了产品配套出口。
2020年,正泰新能源光伏电站持有规模已达5705.31MW,其中国内电站持有总规模5485.23MW,成为民企国内光伏电站开发商TOP1。
2021年,正泰又斥资113亿元加码光伏业务,涵盖光伏电池、组件生产基地和分布式电站项目。
2022年,正泰新能源以8.4GW成为“民营光伏电站之王”,其中分布式电站超过5GW。正泰依靠并购发展,反哺主业,多业务协同,硬是从光伏的红海中杀出了一条血路,成功登顶。
中国光伏二十年,无论成败都是英雄。从20年前施正荣带着满腹学识和干一番大事的雄心留学回国,到今天中国光伏产业可以笑傲世界之林,虽然有的企业成功了,有的失败了,但是他们的努力最终换来了中国光伏产业整体的技术进步和规模跨越,实现了中国光伏产业后发而先整体世界领先,从这个意义上是,所有的光伏企业都是伟大的,失败的用自己的经验点亮了成功者的进阶之路,成功的做到了更好、更强、更大。
火热的交易
与产业链中上游的原料、设备和组件等不同,下游的光伏电站更像是一种“融资游戏”。这主要是因为光伏电站投资不仅投资庞大,而且周期很长,需要大量现金流做支撑才能长期运转下去。2018年之前,在高补贴的国家政策刺激下,民营光伏企业以灵活的经营方式迅速入场布局建造运营光伏电站,但随着2018年国家产业政策及补贴的退坡,光伏电站运营显得无利可图甚至变成了赔本买卖,印钞机变成了资产包袱,甩卖电站资产成了民营光伏企业改善现金流、轻装转型的有效途径,民营企业风光不再、颓势尽显,而此时国企则背靠国资及银行等“大金主”支持,长期低成本运营的优势日益显现。一时间,民企和国企光伏企业攻守之势异位,光伏电站交易也随之火爆。统计显示,2018年我国光伏电站交易规模超过2GW,交易总额超100亿元;2019年光伏电站交易规模超过4.24GW,交易总额超过140亿元;2020年光伏电站交易规模攀升至6.3GW,交易总额超过200亿元;2021年光伏电站交易规模超过8GW,交易总额已经超过300亿元。
民营企业曾是光伏电站投资领域的重要玩家。从2007-2008年国家发改委分批次核准4个电站项目开始,民营资本开始进入到光伏发电领域。2013-2018年,我国光伏电站经历了5年的发展小高潮,这期间,民营资本采取以资金和规模换市场、靠补贴拿高收益的模式纷纷入场,几乎以不计成本的融资方式提升电站装机规模,如2016年协鑫已经成为了仅次于国电投的全球第二大光伏发电企业,2018年其光伏装机容量更是达到了巅峰8GW;而产业链中上游的企业如天合光能、隆基股份、通威集团、晶科科技等光伏巨头也纷纷加速向下游电站业务延伸,可以说,在这一时期民营企业几乎主导了当时的国内光伏电站市场。
2018年“531”新政是中国民营光伏电站投资的分水岭。可以说2018年既是我国民营光伏电站的巅峰,也是下坡的开始,“新政”直接废止了2017 年年底出台的新版补贴标准,集中式和分布式电站的度电补贴都大幅下调,并对分布式电站规模予以限制,实际上终结了分布式备案制的历史。也正是从这一天开始,受到行业融资政策收紧和巨额债务压力的民营光伏企业开始纷纷出售光伏电站,由之前的投资方和买方变为卖方,民营企业主导的光伏电站投资的时代落下了帷幕。2018年以后,越来越多的民营光伏企业开始采用轻资产运营模式,光伏电站的滚动开发与电站出售交替上演,既保证企业持有一定规模的光伏电站资产,同时也可以通过出售电站获得现金流,改善企业资产的质量。即使如此,国内民营企业依然在光伏电站领域有着巨大影响,截止2021年底,正泰新能源(以分布式光伏为主)以8.4GW位居民营光伏电站领域第一名,信义光能以4GW排行第二,晶科以2.8GW排行第三,紧随其后的是林洋、京运通、协鑫和东旭蓝天,其光伏电站规模均超1GW。
光伏电站市场交易呈现出较浓的“国进民退”特征。民营光伏巨头如协鑫新能源、正泰电器、顺风清洁能源、中利集团、东方日升、晶科科技、兆新股份等企业成为了光伏电站主要的卖出方。其中,协鑫新能源从最大的民营光伏电站玩家转身变成了最大的光伏电站卖家,2018年到2021年的短短四年时间里共计10多次,向华能、国电投、三峡、中核等国企出售超过5GW光伏电站,目前其持有的光伏电站容量已经不足1GW,与巅峰时期已经不可同日而语。阿特斯作为第二卖家,其出售的光伏电站以海外光伏电站资产为主,对手交易包括BluEarth Renewables、杜克能源(Duke Energy)、高盛可再生能源公司。其他开启大甩卖模式的卖家还包括爱康科技、晶科、东方日升、江山控股、顺风清洁能源、中利集团等一众民营光伏巨头或上市公司。
国企尤其是央企是此轮光伏电站交易的“接盘”主力。国电投、三峡、国家能源、中核、华能等国企是主要的光伏电站市场买入方,它们对于光伏电站的投资热情正在逐步上升。截至目前,包括国电投、大唐、华能、国家能源集团、三峡等在内的国有企业共投资超20GW光伏项目,金额更是高达3000多亿元。其中,国电投、华能、三峡、大唐、中广核等为代表的国企规划光伏电站项目规模超过32GW,占比超83%。国企之所以大幅度增加对光伏电站的投资力度,主要原因在于看好光伏电站平价上网及光伏发电成本不断降低的前景。光伏进入平价之后,因不受补贴缺口的约束,现金流趋于稳定,同时随着系统成本的不断下降,电站资产收益率已经相对较为可观。同时,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各大国企也纷纷提出了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目标、计划和行动方案,光伏等清洁能源产业焕发出一轮新生机,越来越多的国企加入到光伏电站投资领域。在目前硅料、组件价格的持续上涨及新增装机发展不及预期的背景下,对于国企而言,相比新建光伏电站,收购存量光伏电站无论是经济成本还是时间成本都是十分划算的买卖。因此在当前火热的光伏电站交易中,国企作为买方企业占比超过50%,其中以国电投、三峡集团、中核集团、湖北能源集团为主,京能集团、水发集团、赣能股份也有少量电站资产购入,其中尤其以国电投最为强悍,作为国内乃至全球最大的光伏电站投资商,国电投目前光伏发电总装机容量已达35GW,其与“协鑫系”企业交易的电站规模占其总规模中的50%以上。
国企的好时代
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中国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2030年前达到峰值,力争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在双碳目标的引导下,到2030年,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估计将达到9~10亿千瓦,到2060年,光伏装机容量将达到30~35亿千瓦。在光伏产业日益发展壮大并扮演越来越重要角色的时刻,以国电投、华电、三峡、大唐等为代表的国企陆续提出了碳中和、碳达峰目标,国企也以其独有的优势开始了在光伏领域新一轮的跑马圈地和开发大潮,属于国企的光伏时代拉开了帷幕。
国企在光伏电站项目开发和运营方面实力强大,动作迅速。如中能建是国内最大的光伏EPC企业之一,堪称工程建设领域的“国家队”,建造世界最大风光储输工程、世界首个特高压多端混合直流工程、世界海拔最高的输变电工程等一批重大工程,创造了多项世界第一。中国电建已经对下属28家子企业分解下达了“十四五”新能源开发目标,新增规模合计48.5GW,这是中国电建首次明确大力发展新能源投资运营业务,进一步放宽集团下属企业新能源项目投资主体范围。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则明确加大新能源“投建营一体化”项目开发力度,孵化开发以新能源为主的新型综合能源基地项目,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到2025年控股新能源装机容量力争达到2000万千瓦以上。中广核集团在国家第三批光伏发电应用领跑者项目中首个实现全容量并网,是国内光伏电站开发和运营最早也是最专业的业主单位之一,成功中标全国第一个光伏特许权招标示范项目、中标全国第一个光伏“领跑者”基地,业务已遍布全国26个省(区),光伏装机容量达1137MW全国第三。除此之外,更有不少的国企正全面发动各级省分公司、二级公司参与新能源的开发建设,如广西2021年保障性并网光伏项目名单中,参与的国企包括国电投贵州金元、国电投海南新能源、国电投江西中业兴达、五凌电力、中电国际等多家公司。
分布式光伏也将成为国企未来光伏领域投资的“新宠”。截止2021年,我国分布式光伏电站新增装机29.28GW,占比首次突破50%,分布式光伏已成为国内新增装机量的新增长点;同时,从2021年开始,国内新备案的集中式光伏电站、工商业分布式光伏项目不再享受中央财政补贴,实行平价上网。当前,中国光伏项目平均度电成本已降至0.25-0.35元/kWh,三分之二以上的地区基本已经实现了光伏平价甚至更低价上网。未来,尤其是随着分布式光伏整县推进的落地,分布式光伏的潜力正被快速释放,整县推进则成为提高市场认知度的催化剂,有望将成为中国分布式光伏市场一个划时代的起点。在规模高达万亿级的光伏盛宴面前,国企不仅财大气粗而且出手迅猛果断,如截至2021年底,国电投已签约县域数量突破100家,大唐、国家能源集团、华电、华能、国家电网签约的数量也分别突破为51家、33家、25家、20家和19家,在政策引导下,以国企为主导的分布式光伏市场格局正在悄然形成。相比之下,民企虽然受制于资金及政府资源方面的先天劣势而略显底气不足,很少有能力拿下整县推进项目,但民企嗅觉灵敏,机制灵活,能够快速找到市场突破口,并选择与国企共同开发或承包国资项目的方式参与项目,也能以其独特的优势在市场中发挥作用。
如果说在集中式光伏时代,中国民营企业高歌猛进把中国光伏产业从无到有推到了世界光伏产业强国前列;那么在分布式光伏时代,中国国有企业跑马圈地将把中国光伏产业从强到盛推向世界光伏产业之巅。
国企也好,民企也罢,都是中国光伏产业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无论民进,还是国进,都是产业政策和市场经济指引下企业的自主选择,在竞争中发展,在发展中创高峰,这就是中国光伏企业,扛起了中国民族新能源产业的半壁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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